2026年10月29日，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1月1日由新华社授权发布全文。“防止和纠治‘低级红’、‘高级黑’”写入其中。

对舆情治理而言，这一安排释放出治理重心前移的明确信号。理解这一信号，既要看到监督力度，也要看到精准要求；既不能作扩大化、运动式解读，也不能低估其制度含义。

一、五中全会《决定》写入“低级红”“高级黑”

《决定》在第三部分“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第一条中提出：“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作为监督重点，及时发现和解决落实不力、变形走样问题，防止和纠治‘低级红’、‘高级黑’。”

由此，纠治这两类问题进入政治监督的检查范围，与“落实不力、变形走样”同列。

这一变化的关键，在于发现和纠正偏差的时点前移。此前，这类问题多被归入文风问题、表达问题、舆情问题，处理方式偏重提醒、检讨、整改。纳入政治监督视野后，相关问题被界定为决策部署落实环节的偏差，需要有责任主体接手，也需要看到纠正结果。

从舆情工作角度看，过去常见路径是监测声量、判断情感、评估传播风险、等待处置结论，整套流程围绕热度展开，热度起来后才看得见，能做的多是事后收口。

政治监督看的是另一头。事情办到一半，偏差就可以被发现；热度没有起来，问题照样需要处理。事后介入改不了已经发生的，过程把关则可以把问题挡在发布之前。

二、制度化路径从明确禁止走向政治监督

把“低级红”“高级黑”纳入政治监督，有一个逐步制度化的过程。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并将其与“两面人”“两面派”“伪忠诚”并列。这是相关表述首次进入中央文件。

2024年，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提出，聚焦政治忠诚，及时发现、着力解决“七个有之”问题，坚决纠治“低级红”“高级黑”。这两个词被放进政治纪律层面的纠治清单。

2025年4月23日，重庆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陆克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首句为“经查，陆克华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搞‘低级红’‘高级黑’，结交政治骗子”。相关表述由此进入中管干部处分通报，成为可以独立成立的表述。

2026年10月，《决定》把着力点进一步放到落实环节，依靠政治监督把偏差及时找出来、纠正过来。制度安排正从“明确禁止”走向“纳入监督”，再走向“过程发现和纠正”，指向的都是早发现、早校准。

三、舆情治理出现四重变化

第一，识别时点前移。过去地方出现宣传事故，常见路径是先上热搜、再追责、后补一句“这是低级红”，属于事后定性。如今政治监督把时点提前，落在决策部署落实过程中。

宣传失当往往只是外显症状，病灶常在上游。为凑典型而凑典型，为出经验而出经验，为让汇报材料有亮点，把一件正常工作包装成感人事迹。问题多出在这些地方。

某地方法院曾宣传一名执行干警“28天连续加班，没换过衣服，没洗过头”，军媒后来在批“低级红”“高级黑”的文章中举过这个例子。夸张还在其次，事情或许有真实成分，毛病出在把违背常理的状态当成应当歌颂的样子。

2026年9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教师节表彰大会一页PPT又引发争议，上面写着一位特聘教授“23年未曾回家未曾见过父母”“每天只睡0-2小时，全年未曾休息一天”。学院随后下架相关文章，回应称内容系当事教师讲述自己的经历，是否夸大已安排专人调查。多家媒体当时即把这类宣传称作“典型的低级红”。

两例情形有别，前一个毛病在用错力气，后一个还多一层，事迹本身站不站得住也要打问号。更关键的是，一所医学院宣扬的作息恰恰违背医学常识。判断力和专业水平不是一回事，差别就在有没有一道关口负责挑错。这页PPT从起草到放映，中间但凡有一个人问一句“这合理吗”，事情就不会发生。

第二，责任主体扩散。《决定》把这项工作放进民主集中制与政治监督框架，责任随之从宣传口向党委（党组）和业务部门延伸。过去舆情出了事，习惯找宣传部门；今后的追问会前移到决策环节，问的是这件事当初为什么这么定。责任延伸不等于宣传部门负全责，也不等于舆情一热就倒查。

第三，处置标准改口。舆情工作的成效指标长期是热度曲线，通报一出、热度回落，事情就算收口。政治监督看的是偏差有没有被纠正。曲线降下来而做法照旧，不算改完。

第四，专业能力重定义。舆情分析以往输出的核心产品，是声量、情感、传播路径与拐点预判。政治监督要的是过程证据，哪个环节变形，哪项决策走样，谁在什么时间把正常动作拔高成了典型。前者落在一纸曲线上，后者要能对上人、对上时间、对上环节。能交出后者的机构和人，接下来会更被需要。

四、常态化与精准化仍待破解

《决定》提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三项要求。落到操作层面，“常态化”和“精准化”比“具体化”更难办。

舆情事件有清晰爆发点，识别起来并不难。常态化的难处在于，不少问题并不伴随舆情。一个模板化榜样宣传被机械套用，一次自我美化式唱高调在本地小范围传播而没有登上热搜，它们造成的政治损耗是真实的，却缺少一个触发外部干预的事件。常态化监督要做的，是让识别不再依赖舆情来敲门。

精准化难在分清动机。有些做法效果一样，出发点却相去甚远。

什么是“高级黑”？《南方都市报》曾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军人只是一种职业》。通篇语气平稳，还摆事实讲道理，要害在那个“只”字。军人当然是一种职业，添上“只”，就把特殊职责与牺牲奉献抽掉了，剩下的只是一份普通工作。人民网军事频道后来一篇评论说，这篇文章先对军人做了一番“高级黑”，再得出军人不配得到优待的结论。

前面两个“低级红”样本则属于另一种情形，写的人多半真心认为那是好事，却没想过读者会怎么读。

同类情形还有不少，都是正面宣传翻了车。副市长自己掏钱买月饼，被写成作风问题；扶贫干部与女贫困户结婚，被当成扶贫典型；洗澡错过巡视组电话受了处分，也拿来证明纪律严明。

“高级黑”与这些“低级红”，效果一样，只是动机不同；只盯效果追责，容易把“笨”当成“坏”，把能力问题升格为忠诚问题；担心动机难以取证便放弃识别，那些以红为表、行挖墙脚之实的行为反倒获得安全空间。动机确实难查，但效果摆在那里。所以，支点要落在动机与效果之间。这个分寸，得靠人在个案里一点点试出来。

这个分寸落到实处，先得明确判定由谁来做。纪检监察机关有监督职能，宣传部门有业务判断，业务部门自己又处在被监督位置上。分工一旦模糊，容易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层层上报等指示，一种是各自认定互不认账。

落实这一步，就需要认清三件事。一是判定主体，宣传部门初审、纪检监察复核、党委（党组）指定专人负责，三种安排各有适用场景，不能长期悬置；二是按什么判，凭印象和凭资历都不行，得有可核对依据，事实、常理、程序三张单子逐项过；三是判错了怎么纠，撤回、更正、追责分属不同情形，尺度要事先讲明。

三件事定下来，还要面对边界问题，哪一类用力过猛属于能力不足，应当纠正而不必处分；哪一类明褒实贬越过纪律底线；哪一类处在中间地带，需要具体情形具体判断。这些边界要靠监督实践一点点磨出来。

五、历史依据与落实路径需要贯通

这一步接的是管党治党的一贯逻辑。《决定》写明找到“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自我革命”两个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答案，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自我革命落到具体处，就是不让小毛病长成大问题。“低级红”“高级黑”正属于这类隐患，成本低、隐蔽性强、主动纠正得少。等它长成舆情再处理，代价已经付出去了。

现实条件也要看到。《决定》在分析形势时讲到，党的队伍发生结构性变化，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党员、干部比例越来越大；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快速发展，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交织碰撞。

年轻干部在互联网语境中成长，表达方式更贴近网络；传播技术让一次地方性宣传用力在几小时内越过省界；价值观碰撞让“褒”与“贬”的界线不易辨认。这些正是舆情发生的地方，也是过程把关需要着力之处。

落实宜分三层。

宣传系统要把用力过猛的冲动关进流程，重大典型宣传先过一遍常理检验。这道检验可以落成四问。事迹里的数字、时间和情节有没有凭证，事实能不能对上；换成一个普通人，这个状态能不能做到，常理能不能通；写这件事是为了讲人还是为了讲单位，动机有没有偏；稿子从起草到发布，有没有一个环节专门负责挑毛病。四问答完，多数问题在发布前就能拦下。

业务部门这一层，要把决策环节的偏差记下来，让“当初为什么这么定”有据可查，不等舆情起来再回头补材料。

舆情行业这一层，要把监测能力往过程端延伸，从读热度转向读做法。过去这份工作常被理解为灭火，哪里冒烟去哪里；监督视角下的舆情工作更接近体检，要在没有症状的时候读出指标异常。这个转向要的是更早介入，反应再快，也补不回错过的那一段。

结语

把纠治“低级红”“高级黑”纳入政治监督框架，是舆情治理从“事后灭火”向过程前置、源头防控迈出的关键一步。

这一变化并不束缚基层干事创业的手脚。制度防线要挡的，是脱离群众、违背常理的做法，其中包括把忠诚演成一场戏的那一类。过去要等这类宣传冲上热搜才仓促纠偏，如今在典型策划、政策落实的决策环节就可以启动监督校验。既不让埋头苦干的基层干部被夸张叙事拿去消费，也不给明褒实贬的“高级黑”留下借题发挥空间。

同时也要看到，识别时点前移不等于机制已经跑顺。“常态化”如何做到不依赖舆情发现，“精准化”如何在动机与效果之间找准支点，判定权由谁行使、依据什么行使、判错如何纠正，都要在监督实践中一步步解决。评价标准是清楚的，不用靠极端表态博眼球，不用靠夸张包装刷亮点，把功夫下在实打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上，才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最到位的落实。（完）

文章作者：观澜 IITC网络舆情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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