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查组通报了关于肖某董某莹事件的调查处置及问责情况。这应该是这起广泛关注的事件最后一个通报了，可以视为大结局了。

在距离上次5月15日的通报整整过去了3个月之后，再次进行通报，有些人会感到出乎预料，认为通报不是已经出过了吗，为何还要再出一次？上次通报已经被网民痛骂了一通，这次还要揭开伤疤，让网民再次“民怨沸腾”？

大家细看了通报，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问责加处理的通知。上次通报是向社会大众和网民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此次是按图索骥，对涉及到的所有责任人都进行了责任的厘定和问责处理，并对协和医学院备受网民质疑4+4试点班项目提出了整改建议。其实，在上次通报的最后一段已经对此有所说明：“目前，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查组正联合有关部门对本次事件涉及的相关单位人员开展深入调查……调查情况将向社会公布。”

虽然通报有利于重建公信力，不过很多人看了，依然感到不满，比如有的认为对于董某莹及其姑姑的处理是高举轻放，未能通过严厉制裁以警醒世人；认为4+4就是一个专门设计的通道等。但是整体看来，人们了解到上次通报之后，调查组紧锣密鼓、马不停蹄地进行调查，直到现在给出一个最终的处理办法。这种有始有终的做法，不失为一种负责任到底的做法，是一种真正的向人民汇报。我在此前文章提出，对于重大敏感事件的反复通报，或许是接下来建设公信力的有益的尝试之举。

我谈谈关于此次通报的看法：

一、人们的想象力，容易夸大事件的严重程度

这样说，可能让很多人心理接受不了，但是细想一下，的确如此。人们在面对一个突如其来的真相未明的事件，确实更容易通过想象来寻找答案，从而形成了舆论审判、道德审判现象。那些谣言、传言、流言，不过是想象的产物。

比如协和医学院的董某莹事件曝出后，人们在初期的愤怒、震惊之后，又因为缺乏权威的的信息，就想当然认为董某背后藏着深不可测的巨大关系网，有掌握重权者和学术大佬等大人物为其背书，调度体制内的资源为其铺路。人们通过想象，看到在穿着白西服的董某莹的背景里，是影影绰绰的巨大身影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普通人，则如站在巨幕电影前看恐龙来袭的旁观者，惊讶、愤怒、窒息，且手足冰凉；

再如，在2023年西藏阿里献血事件中，人们通过想象，认为在西藏阿里这样一个极度冒险的地方，遭遇了如此严重的车祸，逃出生天，几无可能，但是余某，一个20多岁的年轻姑娘竟能“调动”资源，让阿里地区的官兵和干部为其献血，并包机转到成都，九死一生，闯过鬼门关。所有人在这一刻都会想到，换做自己，有这个可能吗？答案是否定的，由此余某的“小姑”就这样在集体的想象中，被臆测为一个大人物，各种想象都化作了传言，认为“小姑”是个体制内高官，或者某个呼风唤雨的手眼通天人物等，实际后来调查结果，并非如此。

想象力如何左右了我们的心理和情绪？看看金庸大侠的武侠小说就知道了，他通过各种天马行空的问题，充分调动了我们的想象力一起遨游在一个虚拟的游侠空间里，各种铺垫的文字让我们将“东方不败”想象成了可怕到极点的对手，甚至连金庸自己都虚张声势地搬出现代火药准备炸他，但是当东方不败最终现身，竟然是一个手持绣花针的不男不女的形象时，人们所有的想象碎成一地的失落。这其实告诉我们，最强大的敌人，或许更多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

近年来几起案件的调查结果，都证明了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人们过于丰富的想象力，容易夸大事件的严重性，甚至会制造出过于离奇的情节。但是当最终调查结果出来，现实真相和想象审判大相径庭的时候，人们一时间难以接受，认为调查出了问题，甚至是官官相护，故意隐瞒，由此产生更大愤怒，抨击调查结果。就如同看到东方不败真身的时候，有人就认为是金庸江郎才尽，讲故事的能力衰退，已经不足以给读者构筑一个宏大的文学想象殿堂了。

但不得不承认，才如金庸，也只能写到这个程度，更何况，真相是赤裸裸的，现实常常更为骨感，更为单薄。很多大案要案，最后抓住貌不惊人的主犯的时候，连侦查员自己都不信。正是这种“添油加醋”的想象，以及一些谣言、传言，更多地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很多的愤怒情绪常常是被想象激发出来的。

人类在面对突发事件，而可信的信息又寥寥无几的时候，大脑会将这些有限的信息合理化，编织出一个令自己信服的理由和故事。这或许就是想象的机理。

二、各种重大舆情事件，背后更多是人情面子和日常腐败

和人们想象中的大人物参与了潜规则和腐败过程有所不同的是，通过董某莹事件的最后处理结果，人们发现参与事件腐败、给董某莹提供了很多便利的幕后操作者，其实并非大人物。

就以董某莹的造假来说，是其姑姑、时任北京科技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的教授班某娟，通过时任教务处注册中心主任的李某宽，为董某莹伪造成绩单，用于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报名资格的申请。

2023年初，班某娟安排其团队教师马某渊为董某莹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提供帮助，马某渊在其指导的研究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后者论文过程稿发给董某莹，为董某莹抄袭剽窃提供便利。

再如西藏阿里献血案来说，根据澎湃和上观新闻的联合调查结果，到底有没有发动“全体公务人员”献血？其实是病人状况危急，医院自动开通了绿色通道，发动了员工和社会人员来献血，中间有不少公务人员；“小姑姑”是谁？是病人余某的丈夫向所有家庭成员求助。其中，已经退休的小姑姑将消息转给了在上海奉贤某银行工作的儿媳，儿媳又求助单位领导，其间有多位热心人士接力传递信息，最后联络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人命关天，救命要紧，由此才进入了体制内的渠道等。另外三个方面调查，也牵扯到了关系、人情等。

当然，上述这些信息，很多人并不相信，认为调查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刻意隐瞒了大人物和关键细节。但是任何一个对于体制内工作有所了解、或者具有体制内工作经历的人都会认为，这些听起来都是较为可信的。至于是否涉及大人物，确实无法臆测。任何社会都有手眼通天的人物，只能寄望于他们无伤社会秩序和小民生活。越是大人物，也越受到严厉监督，也越被警惕相互勾结，这是文明标志，我想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共识。

在中国讲究关系的传统社会里，尤其在面对那些关系到别人的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更别说是生死关头了，基于关系和人情面子，确实有可能会提供一些帮助，有时候可能因此会违反规则，乃至影响公平竞争，但是人们倾向于以人情面子，来为自己这种细微的权力腐败找开脱，也豁免了来自道德、规则的各种压力。

从董某莹事件中的一些细节来看，暴露了体制内同等职级的公职人员之间，有较多权力勾兑、利益交换的空间。而且在同样级别的权力“同温层”内，有可能打造一种“朋友圈”，彼此照顾、彼此打招呼，营造一种权力的通行证效应。这种潜伏在身边的日常潜规则行为，实质是一种毛细血管权力的日常腐败。日常腐败是个麻醉剂，很多人就是这样走上了习惯性“服毒”的路子。如果大家熟视无睹，习以为常，归之为人情面子的问题，那就是一种社会腐败。社会腐败，本质上是公权力腐败带来的社会风气堕落。

由于体制内外存在较大的隔阂，公职人员的权力勾兑行为，一旦上网，就会引爆为网络舆情，并引发各种猜测和阴谋论。又由于体制之墙的层层阻隔，外人难以看清权力运作、程序流程的各种细节，在想象中就成了看不透的黑幕，人们也会把体制抵触性地想象成一个大水池，各种大鳄、河马和乌龟在潜泳。近年来的各种重大舆情也说明，更多是习焉不察的人情面子和日常腐败，从量变到质变，最后引爆了舆情。

从此次对于董某莹事件通报问责了19人来看，这些人在体制内掌握了大大小小的权力，为董某莹一路开绿灯，营造了日常腐败的土壤，董袭莹也一路开挂，如入无人之地。或许从董某莹姑姑打第一个招呼开始，权力效应就一直发挥着作用。可能也有其他人打招呼，但是总体看来，都是一种权力之间的彼此照应，将权力视为私物和家用品。

群众是通过身边干部的作风来看到党风廉政建设的。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老虎”要打，更要打身边的“苍蝇”“蚊子”，因为它们的嗡嗡叫的声音构成了一种环境，对于人们的日常感受和心理感知，影响更大、更直接。打“苍蝇”“蚊子”，具有打造法治环境的意义。

三、负责人不再单指领导干部，更指“负最终责任的人”

从此次董某莹事件的再次通报看，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所涉单位的负责人被问责了。

比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给予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主持行政工作）崔某诫勉；给予北京协和医学院分管招生、教学等工作的副院校长张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按理说，董某莹的造假和录取行为，不需要通过上述领导的参与就能完成，但是根据调查结果，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有关规定，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和处分批准权限，对上述有关责任人员和机构进行了严肃追责问责。

我们以前称呼一个单位或者部门的一把手为“主要负责人”或者负责人，传统的看法是认为负责人就是领导干部，但是在今天的舆情时代，负责人不仅仅是指一把手、领导干部，更可能是指“负最终责任的人”。就是说，即便自己没有直接参与错误行为，但是负有领导责任，负责人依然需要承担后果，成为负最终责任的人。

近年来，那些提级调查的通报后面，以及所有重大舆情的通报中，都附有一长串负最终责任的领导干部的名单。这意味着，领导干部作为单位部门和系统的负责人，手下任何人引爆舆情，自己都需要为此承担责任，付出代价。

这提醒领导干部，在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之外，还要带好队伍，抓好队伍建设，将自己当做单位的声誉形象的第一责任人。否则，工作范围内任何一个事件一旦产生后果，自己都将是第一负责人。

作者：燕志华 博士  

高级记者/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管理顾问